本史料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,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,凡在当时起过一定作用,有较大影响的文件、法规、领导人讲话、题词等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(7)》尊重历史,保持原貌,一般不加改动和删节。会议记录和个别调查报告,作了一些删节。本书史料按时间顺序排列,个别会议、事件等专题史料,为便于读者了解来龙去脉,适当集中编排。凡篇名前为后者,该标题为编者所加。本史料集中所提及的人民币,1955年3月1日前,均为旧币,本书大部分史料是根据中央档案馆、文化部档案室、新闻出版团档案室提供的档案资料、及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、出版界老同志等保存的早期资料刊印。对史料中的错字、漏字、衍字均标出[]号加以订正或增补,对模糊不清的字以□号代替,对有明显错误的标点作了校正。
本书分新的文学制度的建立、制度介入与当代文学发生及展开之关系共九章,内容包括:文学组织制度的建立、文学出版制度的建立、文学批评制度的建立、组织制度与文人群体的新陈代谢、出版制度与出版格局的重构、评论制度与文类合法性的控制、接受制度与阅读秩序的再置等。
... 顾问王益许力以王仿子刘杲主编袁亮副主编冯鹤旺魏玉山.
(31)这种动员机制再与组织动员相结合,即是从先进区域动员干部到落后区域,带领查田运动。中国共产党人在具体的乡村查田运动中,“拔钉子,竖典型”的办法,对乡村民众很有警示力和推动力,与农民的从众心理相吻合。最后,具有超凡的唤起力量、体现阶级关系的象征 ...
歷史事件的真相往往存在於史家對種種歷史細節的深入考據之中。1953–1954 年中共黨內發生的令人震驚的所謂高饒事件,其原因和內幕長期以來眾說紛紜。本書作者將近些年陸續披露的中外相關史料條分縷析,一一梳理勘比,並結合已知史實詳加考析,無疑能夠使讀者更接近於歷史的真相。 楊奎松(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) 本書凝聚了作者幾十年研究高饒事件的學術功力,是在詳盡地收集了國內外權威資料上的推陳出新。書中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,澄清了許多學界長期模糊不清的歷史疑點,史料詳實,立論公允,視野開闊,是為研究中共黨史和中國當代史的必讀書。 王海光(中共中央黨校教授) 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 發生在1950 年代初的「高饒事件」,是中共執掌政權後的第一輪黨內高層鬥爭,形成了之後一系列黨內鬥爭的最初模式,影響深遠且疑點重重。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高崗、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饒漱石被指責陰謀「分裂黨」、「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」,結成「反黨聯盟」, 最終被開除出黨。高崗於1954 年8 月自殺,饒漱石被監禁直至1975 年去世。 以往的相關研究,不是按照官方結論敘事,就是摘取片斷史料進行編織。本書是關於「高饒事件」的第一部系統、嚴謹的學術專著,是作者三十年來持續追蹤探索的集大成之作。研究根據目前為止有關這一問題的幾乎所有史料,包括中共領導人的年譜、文集、傳記、當事人的回憶錄及中蘇有關檔案,對當年案件的諸多事實和經過進行了系統的梳理與評介,逐一詳盡考證了頗有爭議的歷史疑點。 作為資深的中共黨史研究專家,作者對該事件相關史料極其熟稔,考據功夫紮實,分析嚴謹敘述清晰。在嚴格的史料考辯之下逐漸顯現出的歷史真相令人歎息或驚訝,重重檔案之中也可窺見複雜歷史環境之下的複雜人性。若想要理解中共黨內鬥爭和中國當代歷史,本書是不可錯過的讀本。
自鸦片战争之始的近代中国,遭受落后挨打欺凌的命运使大多数中国人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心理:技不如人,制度不如人,文化不如人。改变“西强我弱”和重振中华雄风需要从文化批判和文化革新开始。于是,中国人“睁眼看世界”,学习日本、学习欧美以至学习苏俄。我们一直处于迫切改变落后挨打、积贫积弱,急于赶超这些西方列强的紧张与焦虑之中。可以说,在一百多年来强国梦、复兴梦的追寻中,我们注重的是了解他人、学习他人,而很少甚至没有去让人家了解自身、理解自身。这种情形事实上到了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亦无明显变化。20世纪80—90年代大量西方著作的译介就是很好的例证。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对“中国与世界”关系的认识历史。
本書結合古本《紀年》的佚文,著重分析、考證今本《紀年》的記載,而以魯國紀年為主要參照系,力求恢復古本《紀年》原載的年代,同時盡可能地利用其他文獻史料和金文史料,以驗證《紀年》原載年代的可信性或失誤之處。基於上述思路,本書的結撰即主要圍繞《紀年》展開,目的在通過對《紀年》的爬梳、校訂和發掘,深入探討夏、商、西周的年代。
本册书主要围绕1945年至1949年国共之间自抗日战争胜利后的谈判,重庆政治协商会议、到国共展开内战、三大战役、战后学潮工潮及政经环境,分别进行了严谨理性客观的论证叙述,对于重新认知这一时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。
本書主要描述巴金及同時代知識分子在二十世紀的創作和思想歷程。巴金自稱「五四運動的產兒」,作者正是從巴金與五四新文化精神這一視角來考察他的人生和創作,以洗禮、踐行、迷失和復歸四個人生階段突出巴金作為「五四之子」的特點,勾勒出他接受五四精神影響、實踐五四的精神,乃至恢復和高揚五四精神傳統的生命歷程。此外還考察了巴金代表性作品的形成過程,用大量最新資料勾勒它們與作者的生活和所處時代的關係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、巴金研究權威學者李存光認為:本書「視角新穎,構思別致而有深度,由於盡可能吸納了近些年新發掘的文獻材料,內容更為準確充實」。【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製作】
本书以票据法为视角,分别从民商事习惯调查对立法的影响,票据立法的移植与本土化,商事裁判对商法本土化的推动几个方面出发,结合其他商事部门法内容,对民初商法本土化进程、结果及其影响进行研究和反思。全书分为五章:本书共有五章,靠前章介绍我国传统票据的沿革,并对清末的“志田案”进行分析评价。第二章评述清末、民初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和传统票据习惯的整理,以及它们对民商事立法本土化的推动。与清末相比,民初的民商事立法更注重社会实用性,在公司、票据等领域,大量传统商事习惯调查成果被立法所吸纳,客观上推动了民初商法本土化的进程。第三章比较民初五部票据法草案的优劣,并对票据立法进程中移植与本土化的冲突和调和进行评析。民初票据立法成果和立法精神被此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所继承,1929年《票据法》全面采纳“共同案”涉及传统票据习惯的条文,为中国近代以来的票据立法本土化进程画上比较圆满的句号。第四章探寻民初的司法实践和商事公断对商法本土化的推动作用。大理院、地方各级审判厅和商事公断处共同组成商事裁判体系,传统商事习惯被广泛运用并融入商事规则中。第五章对民初商法本土化进行反思,并提出三个问题:如何对待传统商事习惯?如何发挥商会的作用?如何看待判例要旨对商事立法的补充? 书后还有六个附录,附上了前清、民国时期的几部票据法草案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本书的学术价值和创新之处在于通过数据统计,将民初商法做为一个整体进行深入的量化分析,在该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作用。同时,通过横向比较商事部门法的本土化,对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传统法律近代化历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此外,它还厘清了民初商法本土化进程,方便我们纵向掌握我国商事法律体系的发展过程,对研究当今商事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,能够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。就现实意义而言,本书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角度,是商人对法律体系建立与发展的作用,在我国现阶段同样面对建构商法体系的问题,如何充分调动商人们积极参与立法,使商法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,不仅有利于经济的规范化发展,也有利于提高法律的很好不错性。同时,在商法靠前性不断加强的今天,我们仍然面临一个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的过程,相似背景下的相似经历,民初的商法本土化,包括立法和司法方面的经验教训,都会对我国现行的立法和司法有所借鉴。
《巴金画传》主要描述巴金及同时代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的创作和思想历程。此外,《巴金画传》还考察了巴金代表性作品的形成过程,同大量新资料勾勒它们在作者的生活和所处时代的关系等。